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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句：宋词的创作方法之二 徐胜利 一、集句的基本特点 所谓“集句”，是指集辑前人的诗文成句以融汇成篇的一种作词方法。用这种方法所作的词叫做集句词，它是一种特殊的词体。由于集句的要求是一首词全部使用前人诗句而不添减一字，所以，虽然有集经、史、文句入词者，但是，因谱调限制，难以做到没有出入，所以大多数是集近体诗句而成新词。 “集句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，首先是从诗歌创作开始的。现存最早的完整集句诗始于西晋，傅咸的《七经诗》标志着集句体的初步形成，在诗词集句史上享有开创之名。从晋代一直到宋初，则出现长时期的空白。集句之名是宋人正式提出的，集句的创作方法则盛行于宋神宗元丰年间。宋蔡莜《西清诗话》明确指出：“集句自国初有之，未盛也。至石曼卿人物开敏，以文为戏，然后大着。……至元丰间，王荆公益工于此。人言起荆公，非也。”由此可见，集句的提倡者为王安石，王安石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集句诗的作家，也代表了宋代集句艺术的最高水平。在王安石的影响下，集句诗得以空前发展，效之者亦不少，俨然成为一时风尚，如苏轼、黄庭坚、孔平仲、孔武仲等人都有集句诗的创作。至南宋以后，出现专集一家之诗（如文天祥的《集杜诗》）的情况，并开始出现别录成集的现象。 集句词大约是随着集句诗的盛行而同时出现的，创始于王安石。宋吴曾《能改斋词话》卷二云：“王荆公筑草堂于半山，引八功德水，作小港其上，迭石作桥，为集句填《菩萨蛮》云：数间茅屋闲临水……。”一般把王安石当作集句词的最早作者。然而，苏轼的《定风波》（雨洗娟娟嫩叶光）词有序曰：“元丰六年七月六日，王文甫家饮酿白酒，大醉，集古句做墨竹词。”那么，苏轼作集句词的时间可能不会比王安石迟多少。集句词出现于宋代的原因很简单：创作集句词的主要词人，就是推演集句诗风者。这也反映了诗坛词坛相互影响，以及宋人“以诗为词”的消息，也足以说明集句的出现是词体向诗歌靠近的一个表现。 二、集句的主要形式 宋人集句作词主要有两种形式：五七言体与杂言体。一般多用《生查子》、《浣溪沙》、《玉楼春》、《菩萨蛮》、《南乡子》等篇幅短小而且形体整齐的词调，所集多为唐人五、七言诗句。罗忼烈《宋词杂体》指出：“在《全宋词》里，集句词的数量相当多，全用小令。因为集句的来源以唐人五、七言近体诗为主，而小令有些是以五、七言为主的，句式和字声易于将就。但二、三、四、六言句诗中不常有，平仄也不易于合辙。所以，除《生查子》、《浣溪沙》、《玉楼春》、《菩萨蛮》等少数词调外，若用他调，遇着二、三、四、六言句，就要变动原来诗句，或加以割裂，或稍稍增减，或干脆自作一句来弥缝，方能合律。所以宋人的集句词，有些不是全部‘集’来的。” （一）五七言体 五七言体，是指整首词皆辑取五言近体诗句与七言近体诗句构成，没有其它句式。如王安石的《菩萨蛮》词： 数家茅屋闲临水。单衫短帽垂杨里。今日是何朝。看予度石桥。梢梢新月偃。午醉醒来晚。何物最关情。黄鹂三两声。 又如黄庭坚“戏效荆公”所作的《菩萨蛮》词： 半烟半雨溪桥畔。渔翁醉着无人唤。疏懒意何长。春风花草香。江山如有待。此意陶潜解。问我去何之。君行到自知。 又如石孝友的《浣溪沙》词： 宿醉离愁慢髻鬟（韩偓）。绿残红豆忆前欢（叔原）。锦江春水寄书难（晏几道）。红袖时笼金鸭暖（少游），小楼吹彻玉笙寒（李璟）。为谁和泪倚阑干（中行）。 这些词全都是用整齐的五、七言诗句集合而成的。 （二）杂言体 杂言体是指词中除了五七言句式外，还有二言、三言、四言的句式，如苏轼的《定风波·元丰六年七月六日，王文甫家饮酿白酒，大醉。集古句作墨竹词》，系用七言与二言构成。词曰； 雨洗娟娟嫩叶光。风吹细细绿筠香。秀色乱侵书帙晚。帘卷。清阴微过酒尊凉。人画竹身肥拥肿。何用。先生落笔胜萧郎。记得小轩岑寂夜。廊下。月和疏影上东墙。 又如苏轼的《南乡子》（寒玉细凝肤）等三首，系二、五、七言句式，如“其一”词曰： 寒玉细凝肤（吴融）。清歌一曲倒金壶（郑谷）。冶叶娼条遍相识（李商隐），争如。豆蔻花梢二月初（杜牧）。年少即须臾（白居易）。芳时偷得醉工夫（白居易）。罗帐细垂银烛背（韩偓）。欢娱。豁得平生俊气无（杜牧）。 至于黄庭坚的《鹧鸪天》（寒雁初来秋影寒、节去蜂愁蝶不知）词，郑少微的《思越人》（欲把长绳系日难）词，通体用三、七言句式；而晁补之的《江神子·集句惜春》词所用为三、四、五、七言句式。五七言句直接来自古人成句，二、三、四言句又取自何处呢？应该说还是辑自他人，只不过方式不同。清沈雄《古今词话·词品》曾用“割切”一语，云：“若内用二字、三字、四字，当割切之于何人，而注为某某句乎？”形象地说明了这些短字句系割截他人之句而成。这里也反映出集句词在形式上是受到限制的，它不能自由地运用所有词调进行创作，但因难见巧，又正是文人慧业的体现。 当词人创作集句词时，是否自注出处？恐怕难以一概而论。今所见通行本王安石词不注出处，苏轼的《南乡子》词三首均注出处，于是有人以为自王安石后作集句词者大都自注出处，这是不确的。苏轼集句词固然有注出处者，然而不注者亦有，如墨竹词；而且，其注出处者未必出自作者之手，如《南乡子》三首，元刻本无出处，傅注本之出处很有可能是傅干所注。另外，黄庭坚、晁补之、郑少微数家同王安石一样，都不注出处。所以似乎可以反过来说：宋人集句词大都不注出处。 宋人集句作词，其所辑多为古人诗句，尤以唐人诗为主，如杜甫、韩愈、白居易、许浑、郑谷、李商隐、杜牧、韩偓等家之诗往往在选。然而，也有集辑同时人的诗词的。如苏轼《书曹希蕴诗》云：“近世有妇人曹希蕴者，颇能诗，虽格韵不高，然时有巧语。尝作《墨竹》诗云：‘记得小轩岑寂夜，月移疏影上东墙。’词语甚工。”而苏轼所作墨竹集句词的末句正是“记得小轩岑寂夜，廊下，月和疏影上东墙”，即是辑自“近世”人之诗句（其中“月移”、“月和”一字之别，当出于传写之异）。如晁补之的《江神子·集句惜春》除了“桂堂东，又春风”二句来自李商隐的《无题》诗外，其余均为本朝词人张先的《一丛花》（伤高怀远几时穷）、欧阳修的《浪淘沙》（把酒祝东风）、《定风波》（把酒花前欲问公）等词中的句子。 但是，也有集经语而成词的。因为集经语句在韵律方面是比较难以合辙的，所以词作较少。如辛弃疾的《踏莎行·赋稼轩，集经句》词： 进退存亡，行藏用舍。小人请学樊须稼。衡门之下可栖迟，日之夕矣牛羊下。去卫灵公，遭桓司马。东西南北之人也。长沮桀溺耦而耕，丘何为是栖栖者。 此外，还有一种集曲名的集句词体，是以曲牌名称联串而成的作品。这种方法在词曲中都有应用，最早也是出现在宋代。如哀长吉的《水调歌头·贺人新娶，集曲名》词： 紫陌《风光好》，绣阁《绮罗香》。相将《人月圆》夜，早庆《贺新郎》。先自《少年心》意，为惜《殢人娇》态，久俟《愿成双》。此夕《于飞乐》，共学《燕归梁》。《索酒子》，《迎仙客》，《醉红妆》。《诉衷情》处，些儿好语《意难忘》。但愿《千秋岁》里，结取《万年欢》会，恩爱《应天长》。行《喜长春》宅，兰玉《满庭芳》。 三、集句的艺术要求 从创作艺术上说，因为词体婉转抒情，低回要眇，所以集句为词比集句作诗难度为大。同时，词体为长短句，集句为词往往要割裂原句以求符合句式。所以，明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认为集句“必博学强识，融会贯通，如出一手，然后为工。若牵合傅会，意不相贯，则不足以语此矣”。又清沈雄《古今词活·词品》引《柳塘词话》曰：“徐士俊谓集句有六难：属对一也，协韵二也，不失粘三也，切题意四也，情思联续五也，句句精美六也。”沈雄又给它增加一难：“曰打成一片。稼轩俱集经语，尤为不易。”六难之中，前三难属于格律偶对，第六难属于选择句子。总而言之，大致有四个方面。 首先，所集的诗句必须符合所填词调的平仄、韵脚以及对仗等方面的要求，不能“削足适履”，当然也不能够为了符合词的平仄而改变原来诗句的文字及其平仄。这是最基本的规定。像贺铸词，善于从他人诗作中取材，但是，他往往是加以融化，改动字面，严格说来，就不是集句词。 其次，所集各句意思要连贯一致，相互之间应当承顺有致，接衔得法（可顺接，也可反接），以共同组成一篇新的能够表达完整意思的词，不能格舛抵触，各自为政。 再次，构思之先，全词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准则或情感基调，围绕一个表达中心，以他人的陈句来铸我新词，这样才能够“驱使”古人或他人而不为之驱使，不能八面开花，四处出击，丧失了一首词所应有的意思的完整性。 最后，最好能够袭其句而不袭其意，“旧瓶装新酒”，化腐朽为神奇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，即使原作者自己读到，也能莞尔一笑，击掌称善。 集句作为一种文学现象，在宋代为什么会经久不衰？这是因为集句能够满足人们的一种特殊的审美需要。用集句方法作词，既是宋人“以诗为词”的创作倾向和创作特点的体现，也是元佑学术影响于词坛的结果。宋代词人多数兼具学者品格，他们不但自身博览群书，泛滥百家，学富五车，著述丰硕，还非常注重学养对创作的作用，常常于论文谈艺时提倡多读多诵前人作品。集句词的创作与翻书觅句不同，不是临时性地从古人书中左抄右取，而是熟读默诵千万首之后，含英咀华，深叩其意，然后才能在创作时信手拈来，天然凑合，左右逢源，用古人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情感，似从自家心中、口中流出一般。优秀的集句之作往往是借他人的酒杯，来浇自己的块垒。正如清谢章铤《赌棋山庄词话》所说：“集句别有机杼，佳处真令才人搁笔。” 因而，我们认为，集句虽然不是一种直接对社会生活进行提炼、升华并加以典型化的艺术创造，不是“即目”“所见”式的文学原创，但是，它作为古代的一种特殊创作方法，其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形式美上，是作家通过对已有形式所作的别出心裁的改造，以获得新的美学意蕴，让欣赏者在形式感中获得美的享受，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。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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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1-6-21 16:55: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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